文成县二源镇湖田村组建股份制产业联合体，发展金丝皇菊种植。（王健 提供）

温州实践

文成摸索的小农户低收入农户与现代农业相衔接的新路径，在生产组织形式上，引导龙头企业、村民村集体、科研院校等组建股份制产业联合体，引导农户以个人土地和劳力入股联合体；在利益分配方式上，鼓励产业联合体推行保底收益+二次分红机制，部分改变农业靠天吃饭的特性。

共富图景

这一探索，有效改善了小农户和低收入农户存在的生产效率低、产业链条短、资金获取难、科技资源缺等问题。目前，文成已在金丝皇菊、茶叶、中蜂、糯米山药等产业上组建股份制产业联合体，带动参股农户人均增收超千元。

农民人均占有耕地少，且基本是梯田，这是山区农业的现状。在这一现状一时难以根本改变的情况下，近年来，文成县持续探寻符合山区实际又具有普惠性的农业发展道路，摸索小农户低收入农户与现代农业相衔接的新路径。

菊花种出效益—— 

保底收益再加按劳分配

刚从意大利回国那会，黄祝富开过超市、卖过口罩，都没赚到大钱。反倒是如今在老家二源镇湖田村，重新拿起锄头当农民，让他有了相对稳定的收入。

他加入由浙江花城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、湖田村民和村集体、温州科技职业学院等三方组成的金丝皇菊种植产业联合体，三方占股分别是40%、49%、11%。公司抓生产管理标准制订和销售，村民负责种植，温科院提供技术支持。

黄祝富看中了这个项目的稳。只要把花种出来，不管卖不卖得掉，就能拿到每亩保底3000元。如果1亩能种出400公斤优质鲜花，还能拿到1万元提成。优质花越多，提成越高；但达不到这个标准，就要从提成里倒扣钱。

联合体立下两条规矩：一是农民必须拿自己土地入股自己种，不能雇人；二是每户最多只能种5亩，不许扩大。也就是说，既当股东也要打工。

花城公司总经理郑明誉，从吃过的亏里琢磨出这两条规矩。他曾经照老办法，从农民那里流转土地，再雇他们种菊花。结果到了晚上，他想给菊花上农药，都找不到人肯干这活，那年收成自然不好。“种自己的地，却抱着给别人打工的心态。”他总结。

黄祝富答应了这两个条件。像他这样肯干的人，并不会因此就减少继续提高收入的机会。利用温科院提供的拖拉机，他自学驾驶，向其他农户提供农机翻耕服务，每亩收取150元服务费。种植基地有改造提升工程上马，他会利用农闲到工地上干活。

年底的分红，印证了这一套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是行得通的。前年，参加联合体的31户农民，平均分到3.4万元。去年，参与农户和种植面积立马翻了一倍。虽然受天气影响，当年菊花产量和销售情况不理想，但平均每亩7354元的效益，仍比大多数种植业要高。

中蜂带动增收——

先送后学吸引农户就业

西坑畲族镇低收入农户刘玉光，则加入了中华蜜蜂养殖产业联合体。只不过他要投入的不是土地，而是自己的劳动力。

这个农业联合体由蜂蜜加工销售企业、专业合作社、养蜂大户等组成。文成县农业部门和联合体尝试推出中蜂养殖折股量化项目。向全县7000多户低收入农户，每户赠送一箱蜜蜂，并委托联合体养殖管理。相当于低收入农户拿这些蜜蜂入股这个项目，只不过买蜜蜂的钱由财政出。

不管产量怎么样，到了年底，联合体必须按每箱产出4公斤蜂蜜来折算价格，给刘玉光等低收入农户和他们所在的村集体保底分红。如果每箱产出超过4公斤，那么超出部分再按一定比例折算，给农户和村集体二次分红。

一箱蜂带给低收入农户的收益有限，但这个项目吸引了一批肯学肯干的人。刘玉光就好几次找上联合体负责人周光彬，希望能跟着学养蜂。到了蜂场，刘玉光积极帮忙，没戴手套就敢上手拿蜂箱，这些表现说服了周光彬。现在，刘玉光从一箱蜂起步发展到20箱，年收入超万元。正是靠着这条路径，刘玉光成功脱离了低收入农户群体。

那些暂时没有能力扩大养殖的低收入农户，也能从中蜂养殖折股量化项目中，获得保底分红之外的其他收入。联合体里的大户们，需要足够的人手来管理蜜蜂，按不同植物花期，把蜂箱在深山各大蜂场之间转移。

这些活都为低收入农户提供了增加收入的机会。好的蜂场往往位于偏远山区，而这些地方也是这部分群体较为集中的地区，这反而成为他们参与中蜂养殖的一个有利条件。“事实上，我们现有的一大部分雇工，就是困难群众。”周光彬说。

和传统的土地流转+雇佣劳动的形式相比，文成摸索的小农户、低收入农户与现代农业相衔接的新路径，引导农户以个人土地和劳力入股联合体，按一户两人耕作3亩至5亩的基准，鼓励农户在自己土地上劳动，减少雇佣，从而在更广泛层面上调动小农户和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积极性。同时，产业联合体推行的保底收益+二次分红机制，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户兜底，部分改变农业靠天吃饭的特性，又实现了个体劳动不同带来的收益差异，体现按劳分配、多劳多得。（记者 张睿 通讯员 包永强）